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闲 谈 “享 受” 孙 兰 “享受”这个词，在战争年代是被鄙视的，它和地主老财、资产阶级剥削意识紧紧相联，和贪图安逸、自私自利分不开。当时在部队中有句顺口溜讽刺那些落后战士：“吃饭打冲锋，睡觉找地形，冲锋当后卫，退却当尖兵。”在战争环境中只有“一不怕苦，二不怕死”，“见困难就上，见荣誉就让”才是好战士。再说，那时连想一想“享受”这个词儿的功夫也没有啊。 全国解放后的几十年，国家仍然贫穷，人口众多，加上十年“文化大革命”的折腾，谁也不敢提“享受”这个词，省得让人“狠斗你私字一闪念”，好像社会主义就应该和贫穷、受苦紧紧相连，富足享受就一定变成修正主义。 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中国要改革开放，要大力发展国民经济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，要逐步建立小康社会。这30年来，老百姓的生活一天比一天改善了。如今，富裕起来的人，有汽车、别墅的人越来越多了，普通老百姓的家用电器也全添齐了，在这样的物质基础上，听“享受”这个词也不那么陌生了。连我们这些离退休的老人们也常常被“共享改革开放成果”、“安享晚年”……等等词句被推到“享受”的地位上来了。儿女们也常会对老人说：“苦了一辈子，也该享受享受了”。可是细想想，我们这些老人享受什么？又该怎样享受呢？这倒真该好好想一想。 吃点好的吧，现在什么好吃的都有，可是我们不是高血脂就是高血压或高血糖，还有高尿酸，吃点蔬菜、水果、牛奶就很好，再吃得好了准又犯病；穿点好的吧，商场高档服装有的是，可穿上几千元一件的羊绒衫炒菜，穿着意大利皮靴上早市？都用不上；住房改善点吧，儿女有钱买个大房子，可房子再大自己也就睡一张床，剩下的就都是“麻烦”了，要维持清洁亮堂，进出门还得弯腰换鞋，找一样东西得转好几个房间也想不起来放那儿；买张高价票出去看演出？晚上黑灯瞎火地一个人那敢出门。所以，现在虽然生活条件好了，老年人真要“享受享受”，还真得好好想一想。 我今年82岁，也在思考这个问题，还真有些心得想说说。 第一、享受大自然。过去住在北京城里，想坚持体育锻练，想去公园或绿地很不容易。先要穿戴整齐，过马路，挤公交车，坐上好几站才到公园。还没锻练就走不动了，天气也让你没法子去。我现在住在密云老年公寓，到处是优质的空气和纯净的水，特别是密云的阳光、蓝天和白云，天天让我心旷神怡。仰头看天，天蓝得像深不可及的湖水，白云瞬息万变，婀娜多姿，特别是夕阳和朝霞，多彩多变的金红色云朵让人惊叹。天上忽而会有银色的教练机拖着两缕白烟，像白色的圆孤划破天空，真是美极了。公寓门口就是大公园，绿草和鲜花到处都是，这是上天平等地赐予每个人的享受。 第二、享受友爱。人是群居动物，在集体生活中能享受到独居一室而难得的相互关爱就十分不易，因此也倍加珍惜。公寓中年轻的工作人员和老人熟悉后，也会像朋友一样对待你。我80岁生日那天，伙房专门做碗面条给我，还有的保洁工用他们自己的工资买了小礼物送我。他们每月工资只有六百元，最多的也就一千多元，多半有父母有孩子，这令我很感动。老人们相互很友好，上街买水果和牛奶是比较累的，身体好的老人上街前会问我要不要带水果。有人知道我爱吃萝卜，会买个很重的大萝卜带来。食堂是大家每天三次要见面的地方，我们坐的椅背上都贴着房号和名字，到吃饭时如有的椅子一直空着，同桌的老人会往房间打电话。如电话没人接，还会有人到房间去看。因为有一次就是这样发现一个老人躺在房间地上，马上叫救护车送医院抢救过来了。这种相互关怀很重要。老人们都历经沧桑，如有烦心事想不开时，会相互劝导。有的老人儿女开车来探望时，会把其他要回京的老人顺便带回北京。我有时会忘记吃饭前的药，到了餐厅又跑回楼上去。为此，同桌的一位老年朋友也会在饭前20分钟打电话告诉我：“别忘了吃药。”听到这声叮嘱，让人心里一热。这不就是美好的人生吗？ 第三、享受童趣。今天的老人也曾经是儿童，都有童年的记忆。公寓有一位老人家属给母亲送来一个会笑的娃娃，跟几个月的婴儿一样大，她把娃娃抱到食堂，女同志们轮流抱，娃娃就咯咯地笑个不停。第二天公寓中有个最年轻的老人，会开车，自告奋勇进城去买这娃娃，很多人登记。我从小爱娃娃，当然少不了我。第二天买来了娃娃，虽然穿衣戴帽，可两只小脚丫是光着的，于是这些老奶奶们又不忍心了，有的赶快织毛袜子，有的去早市买了很多双“婴儿”袜子送给各家。我的“婴儿”就穿上这双袜子，我还给他裹上毛巾被，怕他冻着。老大爷们也被我们的热情感染，戴着老花镜走过来，看着“婴儿”问：“给他上户口了吗？”这些“婴儿”们放在各屋，稍一动就会咯咯笑个不停。老人们都会跟着笑半天。童心仍在，就会快乐。 第四、享受简单。过去在家过日子，开门七件事，每天三顿饭就已经够累了，遇上水管不通或漏水，灯泡坏了，电器不转都很烦心。年纪大了记性差，每天都要找东西，找一件衣服要翻几个衣箱或衣柜，找一副眼镜要转遍卧室、客厅、餐厅、厨房。房子越多，转悠的时间越长，太累人了。换季时需要很多时间找衣服，弄得不好，腰病重犯，得躺好几天。现在好了，住进公寓只一间屋子，两个衣柜，一个书桌几个抽屉，东西多了也放不下。所有的东西都是“必需品”，不必考虑换来换去，要找什么东西也很省力。我忽然醒悟到：人怎么那么傻，作茧自缚，为什么不活得洒脱些？省出很多时间，可以阅读各种书籍，有时会有一种豁然开朗的醒悟，对社会、对历史、对人生会有些新的认识，这种感觉真好。摆脱烦琐，追求简单，简单省心是福。 第五、享受小小的成就感。我们这些知识群体的老人很怕有“没有用了”、“废物一个”的感觉，所以老了还是要参加一些学习。结合自己客观环境和条件，学习音乐、绘画、电脑、手工艺等等，一旦稍有进步，都会有一种“成就感”，哪怕是微不足道，难以成“家”，仍会是一种“满足”。最近一个老朋友特意打长途电话来告诉我，她学习烹调后能做很精美的菜，是高级水平的，得意之情溢于言表。在生活中，也会有老人独自一人坐公交车上远处去办了一件事，回来也要逢人就夸夸自己：“我一个人，坐公交车来回，没打车”，这也是老人的一种“成就感”。只要有这种感觉，就高兴，有人还纳闷“他工资那么高，为何不舍得打车？”其实我理解，老人们有时有“你看！我还行”这种感觉，有这种感觉时，就自豪，就高兴。“成就”可因人而异，并非得了诺贝尔奖或出版多少书，或当上名人才行。能力所及地做好一件事，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也会高兴半天。俗话说：“有钱难买高兴”。 回顾以上这些感觉，我忽然悟出一个道理：老年人该享受什么，那就是享受快乐。享受高兴和快乐并不需要花多少钱，花多少钱也不一定能买来高兴和快乐。人生到处是美丽的，只要能发现美好人生，享受美好人生，就会永远快乐。 （作者 车公庄站离休干部） 看西藏女兵电视节目随想 徐 锦 华 近日，看了电视中播放的有关西藏女兵的节目，后又连续看了数遍，深受教育。这些进藏的女兵们为了西藏的和平解放，于1950年从内地徒步走到西藏，历尽艰难困苦，与大自然搏斗，书写了战天斗地的伟大篇章，多么的可爱可敬。想想她们当年比我们也大不了几岁，真是太不容易了。首先要战胜高原反应，行军过程每一步都要付出艰辛，不但空气稀薄，而且还要战胜泥石流等自然灾害。但她们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，战胜了艰难险阻，巾帼不让须眉，和男同志一起胜利地走到了西藏。当时的西藏还是奴隶社会，记的我在北京展览馆看过揭露达赖叛乱的展览，他们这些叛乱分子残暴极了，剥人皮，拿农奴的头盖骨做成饭碗，百万农奴生活在水深火热中，那是人间地狱，女农奴更是生活在最底层的可怜人，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。为西藏的和平解放，西藏女兵们贡献了自己的青春和力量。光阴如梭，新中国已诞生六十周年，我从参军到现在也六十年了，我也是快步入耄耋老人的行列了，时常回忆过去。我想到我身边的一些女兵，记得我参军时遇到的第一个女领导是我们的指导员，叫郁华。我第一眼见到她，就觉得她特别和蔼可亲，但又有一股侠气，穿一身淡绿色军装，打着绑腿、腰里系一根新皮带，看上去特别精神。她参加过淮海战役，曾告诉我们那一仗打得特别艰苦，但解放军很顽强，我们部队就涌现了很多战斗英雄。她还参加了渡江战役，所在的部队是最先渡过长江、占领南京、冲进国民党伪总统府、降下伪国旗的部队。南京解放后，部队又继续前进，一九四九年五月解放了大上海。她虽然很少说自己，但可想而知，这一路打过来，有多少女兵们吃了多少苦，克服了多少困难，建立了多少功勋。到了上海，部队生活还很苦，我们都参加大生产，种地种菜，当时最做不好的是浇地，我们女同志是两人抬一桶水。我们的指导员，一人担两桶水，姿势优美，箭步如飞，到现在都记得那个景象。平时她对我们小女兵，特别爱护，我们当时都睡在地板上，像东北的大炕一字大排开，她每晚都来给我们盖被子，真像妈妈一样，至今难忘。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，当时我们的共和国刚诞生不久，战火已烧到我们鸭绿江边，全国人民义愤填膺。我们这些文艺工作者都纷纷报名参加志愿军，写决心书、血书，要求上前线。记得参军时刚八岁的王允妙来自福利院，也要求上战场。后经组织上批准，只有部分同志北上抗美援朝，小王和几位女兵被分到南京部队，当时都依依不舍地分别。我那时也就十四岁，临行前也未告诉家里，更未向亲爱的妈妈告别，因是秘密军事行动。同志们当时高唱着前苏联《共青团之歌》离开了上海，奔赴前线。在朝鲜战场上，我见到的女兵就更多了，除战斗部队没女兵外，文工团、通讯、机要、医院、后勤……都有女兵，她们个个都是好样的。首先要战胜严寒，冰天雪地，零下四十多度，除做好自己的工作外，每晚还要站两小时岗。那时特务活动还很猖獗，每走一步都要小心，但我们都做得很好，每次都顺利完成了任务。我还是讲讲我身边的女兵吧，贺秀玉，她参军比我们稍晚几天，印象最深的是她的两条又粗又黑又长的大辫子，一双大大的眼睛，微笑时还有两个小酒窝，很引人注意。她也是上海人，工人出身，很朴实，略大我几岁，到部队后就参加跳军人舞，她个子高，女扮男装，跳的很好。在朝鲜战场上她的表现很突出，上台演出认真，下台管服装。记得一次演出后，返回住处途中，在过一条小河时，一位小女兵把演出靴子掉了一只，她就带头在河里找。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，工作不分男女大家都抢着干，人人争当多面手，当时志愿军政治部要求文工团演员都要做到一专三会八能。我们是高炮部队，将士们与美帝空中强盗浴血奋战。他们的英勇精神鼓舞着我们，部队一入朝，战士们快速构筑工事，投入战斗。我们就加紧排练节目，在战斗间歇时为最可爱的人演出各种节目。女兵贺秀玉就是其中一员，她最早立功，当然在那时绝大部分女兵都立了战功，她是第一批，又是第一个入党，是女兵中表现好的。所以我一回忆那个年代，就会想到西藏女兵、朝鲜战场的女兵、各条战线的女兵怀着同样崇高的革命理想，奔赴前线，克服生活和生理上的各种困难，勇敢地参加战斗，经受生与死、血与火的考验，为祖国、为人民建立功勋。那个时代的革命精神是多么的崇高和伟大，是共和国的宝贵财富。今年，我们就要迎来新中国六十华诞，六十年来全国人民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，一步一个脚印，稳步前进，取得了伟大的胜利。历史记录着过去，也展示着未来，我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、生日快乐。 (作者 机关站离休干部) 静 心 思 悟 孙 学 斌 “静心思悟”是外联局王杨参赞夫人赵琰送我的一句箴言，其意在于劝告人们在困境时要多想，多思出智慧。记得是十五年前，我有幸和王杨夫妇在驻阿尔及利亚使馆文化处共事。赵琰同志身为故宫博物院的中青年画家不仅绘画艺术造诣深厚，而且思想境界高尚，很有思想修养。在阿尔及利亚恐怖活动频繁、安全形势恶劣的社会环境下，在处于封闭半封闭状态的随任夫人生活中，她不仅不被世俗生活所困扰，还自费从国内带去自己多年精心创作、收藏的画卷在阿办画展，此外，她还利用业余时间进修提高英语水平，是使馆中综合素质较高的随任夫人之一。 十五年过去了，我已经退休，但是赵琰同志的箴言铿锵有声，常常在我的耳边回荡。 2003年3月11日，我在参加完部第32期出国干部学习班后突患重病，住院治疗。在经过47小时的抢救后，我苏醒了。某天王杨夫妇来医院探视，由于喉管做手术，发音困难，我只好向他们摆手示意。在以后的漫长岁月里，“静心思悟”给了我很大启发，鼓励我战胜疾病。几年来，我持之以恒坚持步行锻炼，既使有保姆，我也坚持自己洗衣、做饭、打扫卫生等，现在还能写些回忆录、短文等。 俗话说，患病三分治，七分养。“静心思悟”不仅修身养性，使我摆脱了脑溢血后遗症的困扰，我还向市场经济要效益，解决了多年困扰家庭生活的问题。回顾六年前后自己和家庭生活发生的变化，我再次感谢文化部、外联局领导的关怀使我获得了第二次新生。是同志们、朋友们的关心使我的心灵受到了启迪，焕发了新的精神；是市场经济给我们家的生活注入了新的活力。我要提起笔颂扬党好，社会主义好，改革开放好。 （作者 车公庄站退休干部） 从德国大学生阅读马克思 陈 联 青 2009年新年、春节刚过，一月底打开电脑浏览德国媒体网站时，在南德意志报网站不起眼的版面上出现了卡尔·马克思的头像，点击一下后引出一篇令人感兴趣的报导：在德国各地许多大学生重新阅读“马克思”，在课余时间阅读《资本论》。金融危机使这些活动更加广泛，各地大学生自发组织了“马克思读书会”，马克思的《资本论》成为当前真正的畅销书。 据报道，在德国东部著名城市莱比锡，开始有七名大学生，后来发展到十二名来自不同专业的大学生，在课余时间阅读马克思的资本论。开始希望能读懂《资本论》，这样就成立了“读书会”，以后逐渐发展。经过2007年冬至2008年底的一年发展，现在已经在全德国三十八个城市中成立了读书会，这场金融危机唤醒了这些大学生，因为许多银行濒于破产，经济陷入困境，他们想从《资本论》中寻求答案。他们来自政治系、哲学、社会学和经济学等不同专业，虽然他们都是在校大学生，阅读“马克思”完全与学校无关，并非是课程要求，完全是自愿组织的。据报道，马克思的《资本论》原作共三册，第一册就是800页，要读懂很不容易，因此在各地要举行多次讨论会，计划在2009年夏季举行一次全德国的研讨会，在2009年秋季开始阅读《资本论》的第二册。 报道还称，柏林一家出版商2008年销售了约3500册《资本论》；而2007年只销售1300册；而2005年更少，只有750册。这家出版社的销售经理称，虽然不能说这场金融危机将这册书的销售达到了顶峰，但也确实起了推动作用，《资本论》单行本曾一度脱销了六个星期，不得不将马克思著作合订本（其中有《资本论》）补上。柏林市另一家出版社的发言人也表示，虽然我们在年初已经有了再版《资本论》的计划，然而印多少册尚没有具体计划，想不到预订数飞快的增加，销售“惊人地好”。 综上的报道，引起了我的思考： 一、德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诞生地，他们在1848年发表了《共产党宣言》，1867年马克思又写下了《资本论》，在全世界有很大的影响。当今全球发生金融危机是源出于全球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——美国，由于金融危机导致了当今世界的经济危机，德国大学生想从马克思的《资本论》寻找答案是理所当然的。 二、当代德国大学生的父辈们经历了两德统一时的情况，特别是前东德的市民们，亲身经历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前的情景：许多东德的老百姓纷纷通过各种方法逃往西德，他们有的冲进西德驻捷克大使馆，希望使馆保护他们逃往西德。当匈牙利外交部部长公开表示，开放匈牙利和奥地利的边境，许多东德居民绕道匈牙利然后进入奥地利，西德红十字会在奥地利设接待站，向东德居民发放免费加油卡，西德驻奥地利使馆向东德居民发放路费，如果他们要乘火车进入西德的话。这样从东德逃往西德的人潮，迫使东德当局主动推倒柏林墙，让东德居民自由进入西柏林，西德政府向每位进入西德的东德人每人发放100西德马克的“欢迎费”。从此，东德政权垮台，东德地区并入西德，成为联邦德国新的五个州，联邦德国政府执政党派政要担任州长等。原东德政府垮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，但其中之一就是不能领导人民改革开放，把经济搞好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，人民群众向往西德人民的生活水平，不满意当局领导是很主要的。然而两德统一至今，原东德地区人民生活依然不好。记得一九九○年十月三日庆祝德国统一，人们欢欣鼓舞；一九九三年庆祝德国统一时，原东德居民向政要们投掷臭鸡蛋和西红柿，主席台上警察们用盾牌保护政府首脑。因为东德居民原以为两德统一后，生活水平会像西德人民一样，结果并非如此，他们失望了。许多国营工厂被拍卖，大批工人失业。当前金融危机也影响德国的经济发展，这给大学生们带来更多的思考。 三、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资本主义世界发生经济危机，美国街头到处是失业者；但当时社会主义的苏联，在斯大林领导下正在大规模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，美国街头出现标语，到苏联去，那里需要大批建设者。当前又出现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，至今尚未见底，而俄罗斯、中国、印度、巴西却成为新兴的经济发展国，德国大学生重新阅读马克思的《资本论》，将会得出怎样的结论？人们将拭目以待。 （作者 机关站退休干部） 一篇文章引起的殡仪思考 我不光尽力为《老干部之友》写稿，因为我是该杂志的“特邀”通讯员，有义务；我还认真地读，因为我认为它不仅是我们老同志之间情感交流的“园地”，还让我学到不少知识，受到很多启迪，2005年第4期夏明箴、刘云翔同志的《思念·送行》一文便是。他们是为张峰同志去世而写的，文中有这样两个段落：“我们沉浸在缅怀老同志气氛中良久，遗体告别那天，我们是多么想到八宝山为老同志送行，并当面劝慰侯老节哀保重。然而，‘冬至’过后，突然大幅降温，我们又各染疾病，不敢到郊外去。无奈，只能电话致哀并安慰侯老。”“侯老对同志一贯是关心、体贴入微的，他在电话里反而安慰我们说：‘本来就不想惊动大家，同志们都上了年纪，多数同志老年病缠身，天寒地冻时节，出门不易。结果邻里和同乡知道后，还是传开了。’侯老善解人意又说得诚恳。放下电话后，我们老俩口觉得，这确实是个很现实的问题。为此我们甚至觉得，有朝一日，轮到自己上路时同样存在此问题。于是想到，生前应当对自己的后事有个明确交代和安排（包括求得老家亲人的理解），过去讲究‘入土为安’，现在以‘火化为安’，遗体告别之类的礼仪索性免了，不宜再为此惊动老同仁、老同志。” 这些话说得多么实在而中肯啊！的的确确这是个非常现实，许多人想说而又回避的问题。人嘛，都是要死的，这是一个任何人也违背不了的自然规律，连四处寻找“不死药”的秦始皇，到头来不也才活了49岁。人活一生不容易，生活、学习、工作中自然要跟许多人和物打交道，跟自己的家人、同伴、同学、同事、老师、老乡、朋友建立起深厚的友谊，乃至生死之交，临死前当然舍不得。甚至连自己从事过的事业、住过的房子、去过的地方都舍不得放下。人死了，家庭和单位举行个追悼会、遗体告别什么的，也是可以理解和无可非议的。说穿了，这实际上是做给子女看，安慰后人的，因为本人什么也不知道了。问题是亲朋好友、同事、熟人，不去吧，心里不安，无颜面对死者的亲属；去吧，自己也老了，身体还有病，颤颤巍巍，跌到了还是个事，要是遇上严寒酷暑更难出行，有的人还容易伤感，经不起这种刺激。所以，常常在“去”与“不去”之间矛盾着。 笔者非常同意他们的看法，“生前应当对自己的后事有个明确交代和安排”，按本人遗愿和家人意见行事。要办，就要把它办好，否则，不如不办。前两年，我们一位老同志去世，其女儿专程从国外赶回来在八宝山举行遗体告别式，结果由于通知环节失误，只到了几个人，非常冷清，家人十分伤感地说：“人走茶凉哟！”我还认为，在“殡仪”这个问题上也要与时俱进，不要看得那么重，我们老家就把结婚、治丧称为“红白喜事”，前者为“红喜”，后者为“白喜”。2005年8月6号，我去北京医院参加陈辛仁同志遗体告别式，一进大厅听到的不是哀乐，而是《新四军军歌》，陈辛仁同志抗日时期曾长时间在新四军工作、战斗，听起来感觉就是不一样。实际上，我们的殡仪活动已在不断地改进和简化，记得当年一般不但举行遗体告别，还要举行追悼会，会上主持人还要致悼词。 本人一向喜欢热闹，热爱朋友，但在这个问题上，我也主张除有重要影响和突出贡献的人物死后需举办“遗体告别”和“追悼会”外，一般人以从简为宜，单位和家人一起办了就可以了，这样省时、省事、省钱，大家都解脱。不过，单位和家人最好能在事后通过电话、书信、邮件等方式告诉一下死者身前交往比较多的人，要是有人创建一份这方面的公开发行的报纸那就更好了。临终前，如果真想给他人留点什么，我倒觉得把自己身上还有用的器官，比方“眼角膜”捐献给盲人，让生者重见光明，那倒不错，这不也等于让自己的生命部分地得到延续了吗？ （作者 车公庄站退休干部） (责任编辑：) |